第626节(1/2)
李谕特意带上吕碧城南下上海，探望一下进入大同大学的留日学生。
搭乘火车到达上海后，李谕看到这里仍旧有浓厚的抵制日货行动。
几个月前袁世凯再度命令各省严格禁止抵制行动，尤其不能用横幅贴出“抵制日货”字眼。
北京城距离近，被弹压得厉害，上海则宽松一些。
商人们虽然不敢再名正言顺抵制日货，却别出心裁地放弃了“抵制”这个名词，转而提出“振兴国货”的口号，继续不用日货，并且成立了“劝用国货会”、“知耻社”等组织。
除了抵制日货的，还有“救国储金团”，目的是募集资金帮助发展本国工业。思路很不错，要抵制日货，肯定得拿出对应的替代品。
此次抵制日货发生的时机比较巧，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贸易失调的刺激，民族工业正在迅速发展，成为促进当时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
很明显地可以看出，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以后，中国多种轻工业的生产都显著增加。
要是上升到政治层面，总感觉整个民国时期，日本的对华策略都挺失败的。他们过于强硬，总想走捷径，想快点占有整个神州大地。
而且日本一直有这种盲目的自信，并且极度膨胀。
实际上这样只会激起国人巨大的反感，对日本的恨一直延续到百年之后，仍然没有消散的意思。
他们也不想想自己比英国差了那么多，英国花了百年都搞不定一个只有地理概念的印度，更何况日本这条徒有大嘴的瘦蛇，想吞下有着千年不断文化的巨象？
李谕买了份报纸，发现就连美国人都看出了日本的适得其反，美国的通讯记者在英文报纸上分析了“二十一条”所激起的中国人团结一致的决心和中国经济与商业上的潜力。他相信此番中国努力发展工业，特别是棉纺织工业，可能会“维持久远”，因此对日本的主要贸易将会给予“致命的”影响。
因为此时的日本没啥拿得出手的工业品，主要就是纺织业。
他在新闻稿里写道：“那么多中国人内心充满了国耻感，深切的怨愤和精神上的苦恨，使得抵制日货运动变得实际且必要，因为人民已下定决心尽量不买日货了。”
美国记者虽说对情况估计得过于乐观，中国人的确开始觉悟到救国的必要，可是对建设经济的努力尚且只是初步，毕竟没有工业基础；但那种仇恨，却是切切实实的。
李谕来到大同大学，与胡刚复一起安抚了安抚学生情绪，——效果不是特别好，他们漂洋过海跑到日本，现在又漂洋过海回来，气头正盛。
只能说一点展望未来的话。但近期看的话，也没啥很好的未来，因为袁世凯要称帝了，那时候他们肯定又有得忙。
该有的革命少不了，李谕只希望他们能在革命之余尽可能多读点书，就算对革命本身，也有好处。
好在李谕的声望不小，学生们多少能听进去一些。
办公室中，胡敦复哭笑不得地对李谕说：“要是我年轻几岁，也和他们一样。”
李谕笑道：“年轻人精力旺盛，读书的同时搞点别的事没啥问题。而且也不能怪他们，谁叫北洋政府办的事这么让人上头。”
“从报道的消息看，袁世凯真的不想做总统了，到时候必然天下大乱，为了一己私利，置万民于水火之中，算什么皇帝？”胡敦复说，“我看他必然留下骂名！可一个什么都不缺的人，最需要的不就是名声？他到底怎么想的？”
“逻辑上我也想不通，”李谕说，“可能是你我都没有参过政，理解不了，而政客要做的就是隐藏自己的内心吧。”
……
中国科学社目前国内总社已经搬迁到大同大学校园内，李谕与胡敦复顺便来看看。
《科学杂志》的发行保持着不错的水平，刊登文章的难度选择越来越纯熟，主要归功于有了名气后，投稿的人多了，不仅美国的留学生在供稿，日本、欧洲的留学生都有很高的热情。
刚到门口，李谕就听见编辑金邦正大声怒斥道：“卖国贼，怎么连他都成了卖国贼！”
李谕好奇地问道：“谁是卖国贼？”
“啊，院士先生，我不知道您回来了！”金邦正放下手里的一篇稿件，起身说道。
李谕摆摆手：“不用拘谨。”
金邦正把一堆稿件递给李谕，然后说：“自从日本国提出该死的二十一条后，美国留学生们群情激昂，学生联合会所办的《中国留美学生月刊》做了大量报道，一连几期都有大量篇幅讨论这个问题。”
李谕翻了翻稿件，留美学生的情绪没比留日学生好多少。
有的学生说应该斗争，仿效比利时的抵抗，而不应像朝鲜一样被日本征服统治；有的主张不应被“日本化”；还有一些人认为，目前国内的危机，需要各人“放弃自己前途的原定计划”，做“重大的牺牲”。
其中一篇有代表性的社论说：“我们应该做对国家最有贡献的事，如果必要的话，甚至牺牲生命。……中国现在需要能干的人才比需要任何其他东西更为迫切。因此，我们的责任十分简单——回国去！”
只不过一战时期船票不好定，价格又涨到天上，远非日本回国那么方便。
既然一时之间回不了国，他们就利用节假日，到美国的军事营地受训……
李谕看完后，对金邦正说：“很正面，怎么就卖国贼了？”
金邦正把刚才看的那篇稿件拿给李谕：“卖国贼是胡适，你看看他都写了些什么东西！他可是留美学生会的干事，而且是《中国留美学生月刊》的国内通讯版编辑，怎么能写出让大家保持‘清醒的爱国主义’这种话？话再漂亮，也是在帮日本人洗白！”
李谕坐下来，摆正稿件：“我看看他都说了什么。”
此时的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念博士，与一众留美学生的愤怒情绪高涨不同，他写了一篇《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》，呼吁保持冷静，摘取其中关键的一部分：
“就我看来，我们留学生，在这个时候，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，所应该做的是：让我们冷静下来，尽我们的责任，就是读书，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。让我们严肃地，冷静地，不被骚扰，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。好好准备自己，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——我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——好去帮助她进步。或者，如果必须的话，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……
远东问题最后解决的办法，并不在于我们立刻和日本开战，或者在于其他列强的干涉……最后真正的答案，必须向其他地方寻求——也许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答案要深刻些。
我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，我只知道答案不在这里。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去把它找出来……”
“the answer is blog the d，”李谕复述了一遍胡适最后一句话，“他说不知道答案，但其实一直想表达自己的答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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