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卷 其它相关资料(4/5)

    二、建国称王

    1214年金宣宗逃往南京(开封),中都(北京)陷落,金朝覆亡已成定局,由于陆路交通联系断绝,辽东已成孤悬海外的一隅飞地,处境更为危难,「时金主御下严刻,万奴畏罪不自安,又闻东驾迁汴,不暇东顾,思乘间据地自擅」。(《蒙兀尔史记蒲鲜万奴传》)二次败于留哥亦使他认识到金朝已无挽回中兴的可能,因而唯有改图另举,别建新业,或可振奋人心,又可免受金的制约。

    金宣宗贞祐三年(1215)春,万奴发动兵变,分兵两路,一路南下为偏师,一路北上是主力,以攻取上京为战略目标,迅速占领了咸平、东京、沈、澄等州,接着又进攻婆速府路,攻掠上京城等地。不久留哥趁机袭破东京,建国号「辽」,万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强娶。但留哥无意久居,劫掠一番后离去,万奴才得以收复东京。

    注:可怜的李仙娥,强娶是个暧昧的词语,真实如何大家都知道。

    起兵之初,虽取得「沈、澄诸州,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」,但不久就连遭挫折,连已经归附的宾哥、出台、按出等十一个猛安又转投比他职位低的多的纥石烈桓端,更严重的是根据地东京的丧失,经过几个月的经验教训,使万奴认识到辽东宣抚使的名义已不起多大作用,必须改弦更张,树立起建国称王的新旗号,重振女真民族精神,才能起到诱发辽东将士,收揽辽东人心的目的。乙亥年(公元1215年,金宣宗贞祐三年)十月,在东京建都自立为天王,国号「大真」,年号天泰,谋求女真之复兴。

    注:从这里看来,并没有多少军事才能,反而是那种乘乱捞小便宜的人,现在捞了之后又没有能力保有,最后只好放弃之前一切原则的小人。属于枭雄中野心大于能力的那一类野心家,自然对于我他是一个英雄,但是在当时那种时代,他的光芒可能只能衬托其他人的伟大而已。

    三、曲降蒙古

    大真建立之初,处境艰难,被蒙、金、辽三国所围困,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。辽东南部和东部的金朝成为它最近的敌人,遭受最紧迫的威胁,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,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,从内部搞垮,更调整辽东部署,「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」。而辽由于内部的自相残杀,又迁居辽西之地,留哥更是投降蒙古,成为其附庸,虽仍有威胁,但已退居此要地位。故对大真而言,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。如与之硬抗,必将败亡,若伪降,还可保存实力,蜷伏待机。于是,1216年10月间,递出降表,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。

    注:果然。

    四、东迁立夏

    蒲鲜万奴通过麻痹蒙古,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,降后不久即趁隙「率众十余万,遁入海岛」(《元史木华黎传》),故作局促蜷伏,无意卷土重来之态,进行了一次大的军事转移,保存、休整了部属。1217年2月辽东蒙军统帅木华黎转向南伐,进图中原,未留相应的兵力守备。万奴以为机会已到,遂起兵杀死监军耶律捏儿哥,踏上了东迁的路程,大致由南北两路同时进行。

    先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,四月攻破大夫营,万奴率主力北上进攻隆安府(吉林农安),金辽东、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汴京。既而进军上京,上京行省太平与之通,焚宗庙,执元帅承充,取上京,杀留守温迪罕老儿,然承充之女代父坚守,又得援兵,不克,于是撤军东去曷懒路、速频路交界地区。主力于1218年12月以前基本完成东迁。然其残余势力继续在辽东南部活动了一段时间。于1217年六、七月间,再度自立,改国号为东夏,年号仍延用天泰,建都开元城(其地今址众说不一)。也有说其国号本为大夏,因地处东方,为别于西夏故而名之。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。

    注:这一段打了一个时间差,甚好,显然蒲鲜万奴本身的能力是具备的,如果发展的好,这一次就能获得喘息的机会,利用更好的资源迅速巩固城防,扩展军队,等到其他几方势力反应过来,可能已经晚了,一个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了。

    五、威震辽东

    东夏立国,金廷以蒲察五斤为辽东行尚书省,又改调至上京,同时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皆残酷杀害,但金军仅能退处婆速一路,艰撑危局而已,哪有与东夏对抗的实力?此时,蒙古正用兵西夏,又与金力争中原,也无暇分兵辽东,为东夏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机。短短几年时间,经过不断的用兵,势力所及,包有了金的曷懒路、速频路和胡里改路地区,疆域范围大致为东至渤海,西北至胡里改城(黑龙江依兰),西至张广才龄,南至婆速府与朝鲜青州(朝鲜咸镜北道一带),最盛时达到南起西逾大龄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,北至今黑龙江巴彦、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,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龙江南部当中一带(后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内),东至日本海。耶律留哥起兵之后,其众劝自立,却降了蒙古,部下多叛,其中一部分进入高丽境内辗转侵扰,威胁王都,高丽便希望蒙古、东夏「领兵来救,一扫其类」(《高丽史》)。1218年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,领兵一万与留哥的余部相合开赴高丽,蒲鲜万奴亦遣元帅胡土率军二万,共有十万之众,高丽自出兵四十万,共讨于江东城下,1219年春正月,其首领喊舍自杀,余者出降,遂平。高丽为表感谢之意,向两国呈献岁贡,还约定两国遣使至高丽受纳贡物。 此后,蒙古派往高丽督催贡物的使臣均取道东夏国境,与东夏的使臣常来往同行,亲如一家。蒙军元帅哈真曾对朝鲜言:「果与我结好,当先遥礼蒙古皇帝,次则礼万奴皇帝」 (《高丽史》),表示蒙古已经承认了蒲鲜万奴的自立称帝。东夏以派遣使节跋涉万里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驻跸之地朝觐,表达了大的礼节。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1224年,前后达六年之久。

    注:可惜,被蒙古的怀柔政策所蒙蔽了。此时的万奴王恐怕已经不敢想像和蒙古作对是一种什么状态,他所有的经历可能都维持在这种平衡上了。不过,高丽在当时并不靠谱,在蒙古的强悍下,高丽的立场并不决绝,也是一种两难的局面。

    六、东夏国破

    然东夏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表面上的亲善,一种政治上暂时的妥协,实际上却是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,都在拉拢、压迫高丽以孤立或打击对方。面对蒙古的强大,东夏不但没有与高丽联手共抗,反而不断派兵侵扰其边境劫掠,致使两国时常处于小规模的战争状态,消耗了国力,却毫无所得。1223年木华黎经略中原未成,死于山西。1224年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,1月,东夏致高丽文二道:「其一曰:『蒙古成吉思,师老绝域,不知所存,讹赤忻贪暴不仁,已绝旧好』;其一曰:『本国于青州,贵国于定州,各自榷场,依前买卖』」 (《高丽史》)。从此,蒙古使者不再经东夏国境而从婆速路出入。双方关系的交恶,东夏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应负主要责任,但是蒙古皇太弟斡赤斤(讹赤忻)的贪暴不仁,对东夏肆意索贡,也是原因之一。两国关系破裂,但并未因此而激化。 1227年成吉思汗死,窝阔台即位,经过三峰山之战,金国仅存的主力覆亡,蒙古的对外扩张政策有所改变,开始在东北地区大举用兵,两国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。1233年2月,元太宗「诏诸王,议伐万奴,遂命皇子贵由(即:元定宗)及诸王按赤带,将左翼军讨之」(《元史》)。参加的还有多人,隶属关系如下:

    (一)皇子贵由

    (1)国王塔思

    a、石抹查剌

    b、石抹孛迭尔

    (2)兀良合台

    (二)诸王按赤带(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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